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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卓長篇小說《太陽部落》中的“出走”與“歸來”
2021-05-12 來源:青海作家網 作者:青海作家網

梅卓長篇小說《太陽部落》中的“出走”與“歸來”

錢庭婷  青海民族大學2020級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研究生

 

摘要:《太陽部落》以伊扎部落和沃塞部落之間的“權力之爭”為主要線索展開敘述,塑造出了諸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歷來研究關注的重點。本文試從小說中反復多次出現的“出走”與“歸來”情節入手,分析人物性格的魅力所在,進而挖掘“出走”與“歸來”模式背后的邏輯與文化意義。

關鍵詞:太陽部落;出走;歸來;民族意識

 

   《太陽部落》是藏族女作家梅卓的長篇小說,小說以伊扎和沃塞兩個部落之間的權力之爭為線索,以索白奪權為開端,并以索白歸還象征權力的“太陽石戒指”告終,正是“用人性演化的軌跡展現了藏族部落歷史變遷的進程1”。除了索白,小說還塑造了諸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如:香薩、桑丹卓瑪、尕金、嘉措、阿莽等等。人物的“出走”與“歸來”作為反復出現的情節,也構成了小說的內在結構,對文本意義的生成起著重要作用。故本文以“出走”與“歸來”模式為劃分依據,著眼于與之相關的人物形象,并對他們進行歸類解讀,進一步挖掘潛藏在模式背后的深層文化意蘊。

 一、出走的形象

自五四時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引入國內,“出走的娜拉”開始進入中國文學視野,“出走”的主題也開始大量見諸于現當代文學作品中,如巴金的《家》中成功出走的覺慧,和曹禺的《雷雨》中出走未果的周萍。在《太陽部落》中,“出走”作為情節,在小說中多次出現,如不堪受辱的萬瑪措背井離鄉、罪疚不已的夏仲益西出家為僧。“出走”是一個行為,是人物基于現下的外在處境與內在心境而做出的反應。同時“出走”更是一種心態,是人物內心深處的叛逆與抉擇2。基于“出走”的不同心態,本文將出走的人物形象分為“自我逃避型”和“主動選擇型”兩種進行分析。

(一)自我逃避型 

  “出走”背后的動機是區分人物性格差異的關鍵所在,基于自我逃避的“出走”并不意味著他們選擇的方向有高低之差。這一類出走的形象以香薩和夏仲益西為主,他們因外在處境與內在心境的強烈波動選擇了“出走”這一行為,這樣的選擇又構成了他們自身性格的變化,正如劉再復在《文學的反思》中提及,“這些看似不連貫、不一致的地方實際上與他的本質必然聯系著3。”他們性格的發展性與復雜性在“出走”中得以體現。

香薩是老千戶之子嘉措的女兒,年幼時父親的不辭而別使香薩心里留下裂痕,父親留下的“木刻風馬”陪伴著她長大,也使她相信父親終有一日會回到自己和母親身邊。在阿莽意外辭世之后,情緒低落的香薩撞見了母親與洛桑達吉的情事,這份沉重的打擊迫使她選擇了“出走”。她對母親說要去找阿爸,并不是要徹底離開母親,而是寄希望于“父親能突然出現在伊扎的土地上,重新和她們母女倆過上圓滿的生活”。基于突發事件的強烈沖擊,也為了重建過去的美滿,香薩一改往日在母親面前的乖順,毅然“出走”。

夏仲益西的“出走”又與香薩有所不同。與雪瑪的感情潤澤了夏仲益西干枯的心靈,他決定為了這段感情試著與母親尕金商談。雪瑪一直等著夏仲益西來提親,帶自己逃離那個破敗不堪的、只有打罵沒有溫情的家,在被索白的兒子才扎酒后強行占有后,周圍人的無端指責使雪瑪陷入更加艱難的境地,夏仲益西的沉默使她徹底絕望,最后走向瘋癲。夏仲益西面臨著“一切緩慢的、柔軟的、無助的希望化為烏有”,基于戀人的離去與自己的無力,他最終選擇了“出走”。相較于香薩為恢復往日美滿生活為目的,夏仲益西的“出走”更多是為了走出母親的陰影,他選擇了出家作為方向,一方面是為了“使母親攀附權貴的期望成為泡影”,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洗滌內心罪責。

(二)主動選擇型

“出走”背后的動機因人物性格殊異而多樣,自我逃避型的出走往往有一個較為激烈的矛盾沖突點和一個較為確切的出走方向,而主動選擇型的出走除了“出走”這一行為是確切的,方向在做出“出走”這一選擇時尚且未知。在小說中主動出走的人物如萬瑪措和嘉措,他們的出走同樣是“內心深處的叛逆與抉擇2”,但他們只是帶著對未知的、新的一切的期待出走,并沒有一個明確可知的方向。

萬瑪措是索白千戶的廚娘,與扎西洛哲成婚并育有子女,她的“出走”是為了離開不如人意的婚姻家庭。在與扎西洛哲的一次爭吵后,萬瑪措遇到了趕毛驢車的小販并“簡單快捷地發現了自己的道路”。在交談中萬瑪措得到了小販的口頭許諾,于是她毅然決然拋棄了家庭出走。萬瑪措頭也不回便跟著陌生的小販離開了伊扎,小販是怎樣的人無從得知,萬瑪措離去后的生活如何也無從知曉。萬瑪措的出走占據極少篇幅,她的出走是沖動的結果,亦是在婚姻中失望不斷累積的結果。“出走”是萬瑪措主動選擇的行為,她走出了家門與過去,去尋求全新的生活意義。

嘉措是老千戶的兒子,自父母接連離世之后他又與千戶之位失之交臂,在失魂落魄之時桑旦卓瑪的父親收留了他。一方面他娶了桑丹卓瑪過著尋常日子,另一方面身世之變又使他常常爛醉如泥,最后他選擇了“出走”,拋下了妻女離開伊扎。他帶著“雪獅”和護身盒“故作輕松”地出走,但他所背負的行囊尤其沉重,除了心理上的強烈落差,還有對妻女的情感。相較于走出有形的家門,尋求可以取而代之的新的有意義的心靈歸宿才是更困難也是更有價值的2,嘉措的“出走”也是主動選擇的行為,他走出了千戶家族的深宅大院,走出了身世之困,拋下了思想包袱也舍下了親情眷戀,最終在袞哇塘找到了新的生命的意義。

 二、歸來與抉擇

“性格的深邃,就是揭示靈魂深處這種不斷突破自己又不斷地回復自身的雙向逆反運動過程。”3在小說中,出走的人物形象很多,但同時也不乏在出走后選擇歸來的人物形象,這也是他們性格復雜性的集中體現。歸來的人物形象如嘉措和香薩,他們在“歸來”后完成了抉擇,但也基于不同的生命體驗,嘉措和香薩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

(一)現世:開辟新世界

   出走后的嘉措在袞哇塘建立起了新的“部落”,成為受人景仰的孜孜森杰。他的出走無疑是成功的,在伊扎部落失去的權力以另一種方式回到了他的手里,但他依然心中有所牽掛,所以他在出走后選擇了歸來。而這次歸來并沒有改變他曾選擇的人生方向,或者說,是使嘉措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

在異鄉異地、在夢里、在心里無數次呼喚妻子的名字之后,嘉措還是回到了曾經的家,來尋回曾被自己拋下的妻女,但此時的桑丹卓瑪已經跟洛桑達吉產生感情并有了孩子,拒絕了嘉措的請求。于是天還未亮,嘉措再次悄悄離開了伊扎。

通過香薩的眼,袞哇塘的形象得以呈現:

袞哇塘,在黃昏到來之際,顯得非常寧靜,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村落,沿山坡而下,每一戶人家的莊廓都結實而美觀,與別的村落有所不同的是,袞哇塘的外圍是一垛圍起整個村落的高墻,就仿佛袞哇塘本身就是一座莊廓,那里面包含著周密和諧的、完整不可分的內在意義。4

袞哇塘是一個安寧的世界,是現世的理想境地,在伊扎部落和沃塞部落被嚴總兵設計殲滅之后,袞哇塘也成了所有人心神馳往的最后一塊寶地。離開后的嘉措堅定了自己曾選擇的方向,他以歸來完成了對過去的徹底告別。

(二)來世:尋求精神圣地

出走后的香薩還是選擇了歸來,她看到了父親的新家,知曉父親屬于袞哇塘和袞哇塘的男人女人們,于是她回到了母親和妹妹身邊。香薩試圖找回父親重建美滿家庭的希望破裂了,于是她歸來并找到了新的歸宿——修行。

她拋棄父母雙親,遠離阿莽,她告別季節與青春,割舍塵緣……4

前往瑪冬瑪山密修,是香薩在歸來后做出的選擇,是她再次尋求人生意義的途徑。索白和才扎在山洞里發現了穿著黃綢衣服的女嬰,脖子上還有一串紅色的珊瑚珠子。而紅色珊瑚珠串是正是桑旦卓瑪留給女兒香薩的,結合香薩修行的情節以及女嬰的種種特征,女嬰與香薩之間無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女嬰長大后被異鄉的女喇嘛指認為轉世神童,梅卓用“活佛轉世”、“靈魂游走”等藏民族原始文化和宗教文化中富有神秘性的文化符號,完成了小說神秘與現實的自由轉換1

香薩在密修中得到了自由,她頭發脫落、身體消亡,淚流滿面告別所有人。香薩以苦修頓悟為尋求人生意義的法則,最后她轉世成為庇佑并引導信眾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女活佛,父親嘉措建立了現世的安寧世界,而香薩則為現世苦難的消解提供了宗教文化意義上的可能性。

 三、“出走”與“歸來”模式背后的邏輯與意義

“出走”與“歸來”承載了彰顯人物性格、推動情節發展的功能,其背后的邏輯意義是解讀小說深層文化意蘊的鑰匙。小說中的人物的“出走”與“歸來”既是基于人物自身性格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有深層的文化原因。

(一)藏傳佛教的思想滲透

   梅卓作為當代藏族作家,她作品中的人物、風俗和建筑等都帶有鮮明的藏族氣息,而藏傳佛教作為藏族人的信仰,其對作家作品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太陽部落》中的佛教因素在人物的“出走”與“歸來”中都有所滲透。夏仲益西的“出走”與香薩“歸來”后的選擇,都是佛教思想的體現。夏仲益西選擇出家,是因為想走出母親的陰影,也是因為自身的佛教信仰。香薩歸來后決定密修,也是基于自身的信仰,包括她在山洞內密修時的所聞所感,都體現了藏傳佛教思想在“出走”與“歸來”模式中的滲透。此外,小說中的情節也帶有鮮明的佛教思想,尋找轉世靈童的情節在小說中出現了兩次,丹麻喇嘛尋找活佛轉世與異鄉女喇嘛尋找活佛轉世的情節,這些情節并未作為主線呈現,而是作為文化景觀豐富了小說的民族文化底蘊。

(二)民族命運的思索

   《太陽部落》涵蓋了從民國初年到解放前的40多年,書寫了在反動政府欺壓下,藏族部落從沉淪麻木到逐漸覺醒、從自相殘殺到最終團結為家園而戰的故事,從而展現了藏族部落面臨內憂外患的生存困境1。梅卓用自覺與理性的目光審視自己民族的內在痼疾,她借嘉措的“出走”反映部落權力爭斗的薄情自私,將嘉措建立的袞哇塘視為民族命運的出路。袞哇塘是戰后無家可歸的藏人眼中的“香巴拉”(意為極樂園,是藏傳佛教徒向往追求的理想凈土),嘉措出走到歸來,最后致力于建立袞哇塘的歷程,是藏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體現,也是梅卓借藏族部落的歷史思考當下本民族命運走向的集中體現。

 

結語

“出走”與“歸來”作為情節時呈現出的只是表象,而表象之下的文化內涵才應是關注的重點。梅卓借《太陽部落》中的“出走”與“歸來”表達了對民族生存狀態的思考與對民族出路的追尋,而基于藏傳佛教思想的滲透,小說中人物的“出走”與“歸來”也帶有宗教文化色彩。不同的個體選擇的總和匯成了完整的民族生存面貌,人物的魅力也在于此,他們的性格的復雜性決定了他們如何“出走”與是否“歸來”,在面臨“出走”與“歸來”時,人物選擇的多樣性也呈現出了民族生存狀態的復雜性與民族出路的多種可能性。

 

 

 

 

參考文獻:

[1]胡芳.《太陽部落》和《月亮營地》:梅卓小說之民族文化尋根[J].青海社會科學,2002(6).

[2]張玲霞.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出走”情節[J].文史哲,1999(6).

[3]劉再復.文學的反思[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296,299.
[4]梅卓.太陽部落[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32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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