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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救贖之路——以人格系統理論解讀《嘛呢石,靜靜地敲》
2021-04-14 來源:青海作家網 作者:錢庭婷

精神救贖之路——以人格系統理論解讀《嘛呢石,靜靜地敲》

錢庭婷

 

摘要:《嘛呢石,靜靜地敲》是萬瑪才旦同名小說集《嘛呢石,靜靜地敲》中的第一篇,萬瑪才旦在小說中以洛桑個人尋求個人精神救贖的歷程,折射出了藏民族尋求精神家園的艱難過程。透過表面的故事情節,小說中洛桑追求個人救贖的歷程也是完整的人格建立的過程,這正對應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系統理論。本文試從本我、自我與超我三個層面對《嘛呢石,靜靜地敲》進行解讀,從而把握洛桑的形象以及小說的深層文化意蘊。

關鍵詞:洛桑;快樂原則;嘛呢石;救贖;人格系統理論

 

   人格系統理論是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所提出來的,用于解釋意識和潛意識的形成和相互關系。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意識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從而構成了人的完整的人格。在小說《嘛呢石,靜靜地敲》中,人物的行動與夢境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線索,洛桑正是經歷了本我的渾渾噩噩到自我的覺醒,再到超我的理想境界,致力于尋求精神的救贖。洛桑前期的嗜酒成性遵循著“本我”的快樂原則,中期的渴求信任以及對母親的歉疚心態屈從于“自我”的現實原則,而后期的為集體獻出嘛呢石則是出于“超我”的至善原則。本文試從本我、自我和超我這三個方面,分析洛桑尋求個人精神救贖歷程,及其完整人格的建立,從而揭示民族尋求精神救贖、追求精神家園的文化心理。

 

一、“本我”——對酒的欲望 

   本我(id)是在潛意識形態下的思想。弗洛伊德提出,本我是最原始的、潛意識的、非理性的心理結構,它受到快樂原則支配,一味追求滿足[1]。本我是人性的本能,是在排除一切外在世界的干擾,不受道德與法律束縛的本能的選擇,弗洛伊德認為這種心理結構多存在于人的嬰幼兒時期,是與生俱來的人格結構。基于快樂至上的原則,個體往往追求的是生物性需求,如口腹之欲的滿足與避免痛苦。

在《嘛呢石,靜靜地敲》中,洛桑的“本我”體現為對酒的欲望。小說開篇就提到:

 

“洛桑是個名副其實的酒鬼,一個月里幾乎有二十天他都醉著。” [2]

 

父親因醉酒而亡,洛桑目睹了父親冰冷的尸體以及父親臉上詭異的笑,他曾暗自發誓將來絕不沾酒。而剛過十八歲他就迷上了喝酒。小說并未交代洛桑是如何迷戀上喝酒的,讀者基于對文本的閱讀,多會認定洛桑嗜酒與他父親有關。但親眼目睹父親離世的場面,依舊未能阻止洛桑迷上酒精,除了用“宿命”來解釋之外,用“本我”的快樂原則來解釋也具有合理性。正如萬瑪才旦在接受訪談時提及,嗜酒更多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避與麻痹[3]。洛桑嗜酒更多是出于對現實的逃避,是本我快樂原則作祟的產物。酒精喚醒了洛桑的本我,使他不感到悲傷。洛桑因為醉酒錯過了見母親最后一面,成為了村里的笑柄,正是基于快樂原則以及對痛苦的逃避,他能夠依舊沉迷于酒精的麻痹,不去理會他人怎么說。

“本我”是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格,是非社會化和混亂無序的,但同時也受到意識的遏抑。洛桑沉迷喝酒,在得知母親離世的消息后他的懊惱和悲傷,都使得他將本我欲望暫時收住,直到辦完母親的后事才接著喝醉。自我與超我是以本我為基礎而發展的,故本我作為人格系統的基礎是不會消失的,它只會因為意識的遏抑而暫時消失,如饑餓、生氣、性欲等本能沖動。“覺得自己不孝”的意識遏抑了洛桑的本我,而“讓自己不感到悲傷”的內在需求又重新喚醒了洛桑的本我,使他再度沉迷于酒精的麻痹。即便是在聽到了敲嘛呢石的聲音,知曉嘛呢石的秘密之后,洛桑也會以“昨天一天沒喝酒,喉嚨里怪癢癢的”為借口,去把自己灌醉。

總的來說,本我作為洛桑自我救贖之路的起點,對人物性格塑造與小說情節推進以及小說文化內蘊的揭示都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而當本我占據主要地位時,透過個體的眼光看外界,真實與虛構的界線也就更加模糊了,洛桑的本我呈現出酒鬼的形象,他描述的事情以及他說的話是荒誕的、不可信的,這使小說呈現出混沌而朦朧的審美效果。而本我分化成自我的過程,也為小說敘事的展開提供了契機、動力和空間[4]

 

二、“自我”——被信任的渴望與對親人的罪疚感

自我(ego)位于人格結構的中間層,是從本我中逐漸分化出來的。弗洛伊德提出,自我遵循現實原則,是受知覺系統影響,經過修改來自本我的一部分[5]。本我向自我的分化過程也是意識的覺醒過程,是以內心知覺為前提條件,在外部世界的直接影響下發生的。在《嘛呢石,靜靜地敲》中,洛桑的自我意識覺醒,主要是基于外界的懷疑態度,與內在的歉疚心理。

外界的懷疑態度激起洛桑尋求信任的渴望。弗洛伊德提出自我是人格的執行者,是個體在受到外界干擾后內在意識覺醒,并主動以現實原則暫時中止了快樂原則。在小說中,洛桑采取了向佛發誓和主動尋找兩種方法,試圖建立起他人對自己的認同與信任。受佛教影響,當代藏族文學自然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6]佛是藏族人的信仰,向佛發誓無疑是極重的承諾,向佛發誓是洛桑基于民族身份及信仰選取的第一個建立信任的方法。當洛桑在醉酒后聽到敲嘛呢石的聲音時,他告訴酒友丹增和村里人,但沒有一個人相信他說的話,在他向佛發誓之后,除了丹增以外村里人都是譏笑的態度,于是洛桑采取了第二個方法,他決定親自去找尋真相。村里人嘲笑的眼神觸動了自我的覺醒,洛桑再一次遏抑了喝酒的本我欲望,去到刻石老人生前刻嘛呢石的地方一探究竟。在刻石老人刻過的石頭里,洛桑發現了未刻完六字真言的嘛呢石上憑空多出了一個字,于是他去到活佛仁波切面前,希望活佛能夠相信他所說的話。

內在的罪疚感是洛桑幫助刻石老人完成刻石的主要原因。通過夢境傳達思想意圖也是萬瑪才旦慣用的手段[7],洛桑在夢境中與刻石老人對話,得知嘛呢石與父親母親相關,也基于對母親的歉疚心理,洛桑決定幫助刻石老人完成刻石。自我是人格的執行者,內在的歉疚作為內心知覺使得自我從本我中分化出來,能動地調節這個體自身與外在環境的關系。未刻完的嘛呢石承載了洛桑對母親的歉疚,洛桑帶著刻石老人的話去找活佛,去買鑿子幫助刻石老人完成六字真言,這都是為了消除強烈的內在罪疚感,為尋求救贖所做出的努力。自我是從本我中分化出來的,并未同本我截然分開,它的較低部分合并到了本我之中[8],故洛桑在幫助刻石老人完成六字真言的過程中并沒有完全脫離本我的欲望,依舊會時不時陷入了醉醺醺的本我狀態。

自我是完整人格建立的中心環節,也是洛桑尋求救贖的關鍵所在。當自我占據人格的主導時,個體會以合理的方式來滿足本我的要求。洛桑幫助刻石的行為使他說出的話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他滿足本我喝酒欲望的同時,也滿足了自身被信任的渴望,他依舊醉醺醺但在村里人的眼中不再是酒鬼的形象,而是“佛緣很深的人”。自我實現了個體與外在現實世界的和諧,是洛桑尋求救贖之路的必經環節。

 

三、“超我”——罪疚感的升華

超我(superego)是人格中高級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結構,以良心和自我理想等至善原則來規范自我。弗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中進一步提出,超我從自我中分化出來,代表著個人發展和種族發展中最重要的特點。[9]簡而言之,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追求至善的完美原則,是對私欲的抑制與對道德的升華。在《嘛呢石,靜靜地敲》中,嘛呢石刻好之后,洛桑內在對母親的歉疚心已然消除,基于超我的至善原則,他最終選擇了把嘛呢石捐給寺廟讓所有人供奉。

在嘛呢石刻完之后,洛桑說:

 

“現在我也放心了,我阿媽對我阿爸也有交代了,刻石老人也可以放心地離開了。” [10]

 

洛桑心滿意足的笑,是罪疚感得以消除的表現,而洛桑最終將嘛呢石捐給寺廟的舉動實現了自我向超我的分化,嘛呢石作為“心愿”,作為消除罪疚感的工具,在刻完那一瞬間就已經完成了職能。而洛桑的自我分化出了超我,個體救贖的歷程也升華成為集體的救贖之路。嘛呢石不僅抵消了洛桑的自我罪疚感,同時也成為了供村里人乃至所有人“沾光”與“積德”的載體,故洛桑尋找自我救贖的歷程也是帶有民族文化意味的自我尋找。[11] 

在洛桑捐出六字真言的嘛呢石之后,刻石老人在七天七夜的超度中離去,小說由此收尾,洛桑的救贖之路看似已經走完了。但小說的末尾繞有意味:

 

“有時候在月亮很圓很亮的夜晚,洛桑喝醉酒一個人回家時,偶爾還能聽到遠處有人敲嘛呢石的聲音,靜靜的,像一首無字的歌謠。” [12]

 

洛桑再次酒醉之后聽到敲嘛呢石的聲音,而刻石老人已經完全離去,但小說戛然而止,這聲音是真是假已無從知曉。而嘛呢石在經由超我人格的升華之后,已然成為所有個體尋求救贖的象征,追尋是人類的一種不可或缺的生命追求,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種永恒的精神動力[13]。正如萬瑪才旦在訪談中提出的那樣,“尋找,最終沒有找到,失落的主題貫穿了我的寫作。” [14]洛桑經由自我分化出超我,在進入超我的階段之后,洛桑不再是自我意義上的個體,而是集體與民族意義上的個體。洛桑捐出嘛呢石后,嘛呢石成為了集體意識的表征,敲打嘛呢石的聲音也是洛桑追尋自我救贖的重演與再現。

   超我是由自我分化出來的道德化、理想化的人格,是洛桑尋求救贖的最終環節。在自我階段洛桑完成了內在罪疚感的消除,這是他尋求救贖之路的核心所在,而到了超我階段,嘛呢石所承載的是集體與民族的追尋,嘛呢石再次敲響,故追尋救贖的路并沒有因為洛桑內在罪疚感的消除而終止。

 

結語

本我、自我與超我的關系不是完全矛盾的,本我、自我與超我共同構成了完整的人格系統,“本我”是洛桑的原始欲望,也是民族文化根基中的驅力能量;“自我”是洛桑的意識覺醒,也是民族開始思考自身文化發展的階段;“超我”是理想化的洛桑,也是民族的理想與追尋的象征。弗洛伊德的人格系統理論有助于解讀《嘛呢石,靜靜地敲》中洛桑的形象,以及萬瑪才旦透過洛桑所呈現出來的民族文化個體的形象。《嘛呢石,靜靜地敲》以洛桑完整人格的建立呈現了個體尋求精神救贖的全過程。洛桑完整人格的建立過程表面上是在追尋內在罪疚感的消除,其實也在追尋著精神上的救贖,無論是被認同、被信任還是如釋重負,這都只是精神救贖的一個方面,洛桑尋求精神救贖的歷程也是藏民族追尋民族歷史、追尋精神家園的折射。

 

參考文獻:

[1][5][8][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M].車文博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13,113,131,139.

[2][10][12]萬瑪才旦.嘛呢石,靜靜地敲[M].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4:3,28,30.
[3][4][14]萬瑪才旦.撞死了一只羊附:萬瑪才旦關于小說創作的訪談[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8:204,203,210.
[6]胡沛萍,于宏.多元文化視野中多當代藏族漢語文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00.
[7]才旦.一片亮麗的文學天空—評萬瑪才旦的小說創作[J].青海民族師專學報,2000(2):18-20.
[11]唐紅梅,王平.寧靜中的自信與優雅——論萬瑪才旦小說創作的特色與意義[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6):159-162.
[13]楊經建.追尋:中外文學的敘事母題.[J].文史哲,2006(4):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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